​中原文物，见证五千年中华文明-云顶国际yd

河南地处中原，是中华文明的主要发祥地。从仰韶文化点燃中华文明第一缕曙光，到夏都二里头遗址揭开王国时代的神秘面纱，再到秦汉帝国大一统的完成和唐宋经济文化助推中华文明达到历史时期的巅峰，王朝、都城、文字、文物等华夏文明的各类载体和结晶，成为支撑五千多年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并延绵至今的物质和精神坐标。

构筑中华文化的主源主根

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视察时用“伸手一摸就是春秋文化，两脚一踩就是秦砖汉瓦”，形象又精准地讲出了河南深厚的历史底蕴和丰富的文物资源。中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主源主根，中原文明发展史，就是中华文明史的缩影。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成果表明，距今5800年前后，黄河、长江中下游以及西辽河等区域出现了文明起源迹象。分布于黄河中游的仰韶文化开始了社会复杂化发展并步入文明化进程，在中国同时期的史前文化中处于领先地位，以灵宝北阳平、西坡为中心的仰韶文化中期聚落群是这一时期大型中心聚落数量最多、分布最密集、文明化程度最高的区域，并以此为中心向外强势扩张影响，以花瓣纹为代表的仰韶文化彩陶纹饰出现在东临大海、西至甘青、南越长江、北抵阴山的广袤区域中，在面积达数十万平方公里范围内的文化面貌呈现出空前的一致性，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文化上的大整合、大一统，成为中华文明的主要源头。距今5300年前后，以郑州大河村、巩义双槐树等遗址为代表的河南中部仰韶文化晚期聚落群走向强大。巩义双槐树遗址作为这一时期黄河流域都邑性质的中心聚落，发现有近乎沿中轴线布局的大型建筑群基址和防御色彩浓厚的三重环壕，呈现出古国文明形态。距今3800年前后，中原地区在交流与互动中汇聚融合了各地先进的文化因素，完成了中华文明从多元到一体的历史进程，最终形成以夏都二里头遗址为标志的中华文明的成熟形态——国家文明——夏王朝，并向四方辐射文化影响力，以玉牙璋、青铜容器等为物质载体的礼仪制度对周边地区产生了巨大的辐射力，最远传播至两广乃至越南，反映了在东亚数千公里范围内对夏王朝礼制和政权的接受与认同，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文化上的“国家认同”。逮至商周，“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以中原为中心的中华文化具备了前所未有的凝聚力和向心力，确立了中原地区作为中华文明主根、主脉的中心地位。

见证中华文明不间断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自古延续至今、从未中断的文明。”所谓“未中断”，是指作为同一个“民族”、同一片“国土”、同一支“文化”的“未中断”。河南的一个个考古发现，一件件历史文物，有力证实了中华文明在本土起源并且在吸收借鉴其他文明的过程中独立发展，一万年文化史、五千多年文明史一脉相承、未曾中断。

距今6万到3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环嵩山区域密集分布的数百处遗址是中国及东亚地区人类演化及其文化发展，尤其是从现代人出现到农业起源阶段一系列重大变化开始的重要证据。距今1万年前后的新密李家沟遗址，展现了中原地区从旧石器到新石器时代的过渡，这里发现的黄河中游地区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陶器，开启了华夏先民由狩猎采集向定居农业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距今9000—7000年的裴李岗文化，粟作、稻作农业并存，定居生活稳定，贾湖遗址还发现有骨笛、契刻龟甲符号等在文化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遗存。距今7000—5000年的仰韶文化，是中国境内延续时间最长、分布地域最广的史前文化，从灵宝铸鼎塬到巩义双槐树，绚丽的彩陶，等级分明的聚落群，规模宏大的房子，是这个时期的显著标志。距今5000—4000年的中原龙山文化，是中国各地区文明的竞相发展和激烈碰撞时期，这一时期的中原城邦林立，有着同时期分布最集中的城址群。距今4000年左右夏王朝建立，拉开了中国统一王朝国家历史的大幕，中原龙山文化晚期是夏文化的早期遗存，登封王城岗遗址被认为是夏代的“禹都阳城”，禹州瓦店遗址有可能与“夏居阳翟”有关，偃师二里头遗址就是夏王朝晚期的都城。二里头遗址发现了宫城和大型宫殿，生产铜器和绿松石器等高等级产品的手工业作坊区，还有玉璋、铜爵、铜鼎等礼仪性用器，具有华夏风格和文化内涵的礼器制度和以二里头文化为中心的中国早期文明秩序正式确立。公元前3600年开始，以郑州商城、安阳殷墟两座王都为标志的商文明，将中国青铜文化推向顶峰，杜岭方鼎、后母戊鼎是商王使用的祭祀礼器，也是当时的国之重器，从商代开始，鼎成了最具代表性的礼器，成为国家政权、社稷秩序的象征物，也是最具代表性的“中国精神价值符号”之一。公元前1046年周王朝建立，选取“天下之中”的洛阳作为东都成周，“中国”之名由此开始。周王朝全面继承了夏商王朝的政治遗产和文化传统，并在此基础上创造出以青铜礼器为载体的礼乐制度，在中原及周边形成了一个长期的、共同的信仰体系——“中国”。总之，从文化发展轨迹来看，中原地区文化序列前后相继，持续发展，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不间断的历史链条。

富含中华文明开放包容特征 

大量研究成果表明，中华文明是土生土长的，是在自身基础上起源、形成的。中华文明也是开放包容的，在其漫长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中华文明内部及其与外部文明之间的交流从未中断。中原地区联结着我国及东亚大陆的南北与东西，从人类起源开始，就是人类与文化向南北与东西方向迁徙交流的中心和枢纽，还是中华文明跨区域“内循环”的辐辏之地，中国各大区域文明在中原地区实现了碰撞和融合。早在旧石器时代，环嵩山区域就是东亚大陆南北石器工业的交汇地带。新石器时代，各种文明要素加速流动，中原地区占据天下之中的地利优势，是四方文明交往沟通的必经之地，新的文明要素不断汇聚融合在中原。来自东北红山文化和东南崧泽文化的玉礼器出现在中原各地，南阳黄山遗址发现的玉石器制作遗存和具备礼器性质的玉钺、玉琮，也是南北文化交流融合发展的成果。以玉为美、龙的信仰、祖先崇拜等文化观念先后从各地汇聚至中原地区，并在以中原为中心的交流互动中，成为中华大地共同的信仰。二里头遗址发现的镶嵌绿松石铜牌饰集中体现了龙山时代以来文化互动与融合的成果，其工艺、原料、纹饰、用途等要素分别来自西亚、长江流域、黄河下游等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在汇集到二里头文化后创造性地融合为一体，而后又伴随着二里头文化的对外文化扩张，陆续传播到了西北甘青地区、内蒙古中南部、四川三星堆等地，这些地方都发现有类似的铜牌饰和纹饰等文化元素，甚至还影响了后来的商代青铜器。这种汇聚—融合—传播的独特模式，是二里头文化兼具海纳百川、强势辐射和文化认同等特点的生动写照，也是中华文明孕育出多元一体、兼容并蓄等文化特征的可溯之源。中原地区还是中华文明对外文化交流的中转站，以中原为中心的早期中西文化交流，成为后来丝绸之路诞生的重要基础。距今5000多年以来，起源于中国的稻、粟、黍和丝绸等各地先进文化要素汇聚中原后辗转传播到西方各地，来自西亚等地的绵羊、山羊、黄牛、马、小麦和青铜器技术等先后传入黄河上游地区，并在中原地区消化吸收，成为中华文明的组成部分。青铜时代，夏商周王朝的青铜容器铸造技术和牙璋、玉璧等礼器、礼制，分别从中原出发，广泛传播影响至东北亚朝鲜、日本和东南亚越南等地，有力促进了这些地区文明的起步发展和对中华文化的广泛认同。

蕴含中华文明创新发展理念

创新是中华文明发展进程中的永恒主题。中原地区在漆器、丝绸、青铜器、瓷器、生铁和制钢技术等方面具有鲜明的独创性和引领性。荥阳青台、汪沟遗址发现了我国最早的丝绸实物，最近又在巩义双槐树遗址发现了一枚同时期用野猪獠牙雕刻、造型与现代家蚕极为相似的蚕，距今5000多年，这几件文物使嫘祖“育蚕取丝、造机杼作衣”的传说得到实证，也说明中原地区是中国的丝绸之源。中原地区还是瓷器的故乡，在夏代晚期的二里头遗址已经发现有原始瓷器，郑州商城出土的商代早期原始青瓷具备了瓷器的基本特质，是中国瓷器生产的鼻祖。中原地区是青铜冶铸技术中国化的桥头堡，也是中国青铜文明的策源地，经西北地区传来的冶金术，大约在距今4300年前进入中原，登封王城岗遗址发现了距今约4100年前的青铜容器残片，二里头遗址发现的青铜爵和鼎，说明夏代开始将复杂的分范合铸技术用于青铜礼容器的制作，完成青铜冶铸技术的中国化过程，到了商代晚期已经能够制作如后母戊鼎那样宏大厚重的青铜重器，还有鸮尊那般惟妙惟肖、精美绝伦的青铜精品。三门峡虢国墓地虢季墓中发现的玉柄铁剑，距今2800多年，是我国发现最早的人工冶铁制品。中原地区是中国文字的诞生地，从舞阳贾湖遗址发现的裴李岗文化时期的甲骨契刻符号，到郑州二里岗、小双桥遗址的商代早期刻辞和朱书文字实物，历经几千年的发展演变，中国最早的成熟文字系统出现在商代晚期的殷墟甲骨文中，安阳殷墟已发掘出土15万多片甲骨，发现甲骨文单字4500多个，可完全释读的有1000多字。甲骨文的发现，证明中华文明的记录从甲骨文开始至现代汉字一脉相承，是见证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重要标识。中原地区还是中国天文学和“天下之中”理念的发祥地。濮阳西水坡遗址墓葬中用蚌壳摆塑的龙虎图像、郑州大河村遗址彩陶上的天文图像、青台和双槐树遗址用陶罐摆成的“北斗九星”，说明距今五六千年的仰韶文化时期，中原先民就开始观察和记录日月星辰的运转和天体的变化；从《颛顼历》《夏小正》对早期天文历法发展成就的总结，到商代干支纪日法，再到西周初年周公到洛阳测景，将天文历法与“择中建都”“天人合一”等治国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构成中华文明发展史上重要的文化基因。中原地区还是中国早期礼制形成和发展的主要地区，登封王城岗、新密新砦遗址发现了玉石琮、白陶器、青铜容器等高等级的礼制用器，到二里头遗址已发展出宫城、多座体现中轴线理念、并呈左右对称布局的宫殿、成组青铜礼器群，初步形成了具有华夏风格的礼制。礼乐制度在商周时期确立，明确了以大型宫庙建筑、墓葬、祭祀等作为礼乐制度的主要载体，并创造性地将代表当时最先进生产力的青铜容器与等级制度相结合，以青铜容器祭祀祖先神灵、区分长幼尊卑，以青铜兵器强力维持秩序，构建了一个等级分明的礼乐体系，并通过青铜器等把政治理念和礼乐制度传播到周围广大地区。礼乐制度的建立，奠定了后世文化思想的根基，对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深远。（张得水 刘丁辉）